洪磊[摄影家]

洪磊1960年生于江苏常州，洪磊的父亲是一个颇有文学气质的军人。家族历史和江南文化的浸染，让洪磊对传统中那些辉煌、优雅但已经逝去的东西非常迷恋。1987年洪磊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1993年进入中央美院学习版画。洪磊以摄影成名，而事实上在他艺术生涯初期一直从事专业绘画学习和创作。199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洪磊拍下了自己的装置作品《中国盒子》。没想到出来的效果却非常震撼。从这里开始，洪磊发现了影像的力量，接连创作出“仿宋宫廷院画系列”、“中国风景（苏州园林）系列”、“黑白山水系列”等作品。现居常州。^[1]

以最擅长的手法将自己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思索融入到现代摄影的技术之中，这就是摄影家洪磊。摄影家洪磊从骨子里热爱中国画，甚至有那种看到笔墨融入宣纸就想流泪的感觉。洪磊既是个完美主义者，同时又是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摄影家洪磊迷恋着古典，但又制造各种各样的形式去毁灭它。做成宋画一样的名山摄影，画在丝绸上的亭台楼阁，用徽墨歙砚仿古人画意。
这是一种酿造梦幻的技术，将历代相传的传统与现代时尚相融合，这种令人惊异的完美结合为倡导领悟非凡的马爹利所推崇，从而成为 2008年度的"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

摄影家洪磊以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来诠释他对时代当下的看法、认知和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摄影作品多从中国传统绘画中获得灵感,构图多以古代绘画简练含蓄又有种禅宗意味的圆形亦或是条形画幅为主,或摆拍或装置,且作品的制作手法和材料混合多样,有时呈现出来的效果其绘画性更是多于摄影自身。早期洪磊以花鸟静物仿制古人的山水花鸟画,后期又以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场景和人物重新再现了古代的绘画杰作,他将中国的古代名画一一解构、异化并以全新的视觉效果以古代的审美情趣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现代“精神性象征”。赏析洪磊的作品,我们依然会从中感受到古代文人墨客画中词间所流露出来的一份若有似无的寂寞与虚无,如同进入一种禅宗般的空灵境地。 

对现代摄影技术有充分的掌握

摄影家洪磊不仅对宋代的文化成就有深入的了解，还对现代摄影技术有充分的掌握。他用后者的技术来重现前者的画面。在《山水》系列（2000）及《仿梁楷〈释迦出山图〉》中（1998），摄影镜头毫不留情的将所表现主题中让人不安的一面纪录了下来——一只死鸟占据了图像的正中心；释加摩尼身穿凌乱的袈裟，眼神充满了惊恐。

《紫禁城的秋天》

1997年秋，洪磊以故宫太和殿为背景，以缠着珠宝、啼血的死鸟作前景，创作了一组两幅照片《紫禁城的秋天》，参加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关于观念摄影的展览。研讨会上，著名策展人、批评家栗宪庭说：“虽然叫观念摄影展，但真正具有摄影意义的可能还是洪磊的摄影。”1999年，前瑞士驻中国大使希克以1200美元购买了这组《紫禁城的秋天》，2006年，这组照片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25万港币。洪磊的作品一方面被学术圈认可，一方面被市场接受。

死鸟

一度成为洪磊独特的艺术语言符号，珠宝、塑料花、血迹等元素，则在图片中构成病态的唯美，构成让人不安的凄艳与幽怨，带给人“针刺”般的诗意与戏剧感。

《长桥卧波图》

一方面是别出心裁的现代手段的运用，另一方面洪磊对中国传统浸淫日深。古典园林，宋代绘画是他深度解构颠覆的两个系列。洪磊制作出了一系列“仿宋”作品：《仿宋代吴炳之出水芙蓉图》《仿宋徽宗赵佶枇杷山禽图》以及之后延伸到静物风景内容的《牡丹亭》，仿宋人册页《长桥卧波图》的《南京长江大桥》。“这些作品在视觉上择取来自于古代册页、团扇或是窗景的圆形，洪磊一致剪裁为恰恰谋合现代主义几何图形的正圆。只是他借摄影变造成以凋萎之前离水离枝的粉荷，上面沾着一虫一蝇丑恶的死尸；或者将原画中唧啾婉唱的鸟雀，都变成了横尸枝下沥血而亡，化于春泥前的最后的剪影”。调动所有的艺术积淀，洪磊作出了先驱性的实验：“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角度挖掘影像的意义，可能我是最早的。这一点是没有人能替代的。在1997年荣荣他们编的《新影像》画册里，以中国古代既艳丽又凄惨的那种方式呈现，我是第一个。”

竹林七贤

2007年4月5日，时尚版“竹林七贤”在今日美术馆展出。时尚成为这组作品最大的看点。有人认为，洪磊重新演绎的竹林七贤，有针对消费社会恶搞的成分。恶搞是这个时代的世界性风气，当扮演摆拍的摄影媒介成为当代的一种艺术方式，恶搞甚至能让人一夜成名。当然，“不是所有的恶搞都有意义，区别在于能否更独特、更深入地把一个时间段的独立心理表达出来”。

创作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继在纽约前波画廊的两次成功的展览之后——《洪磊的江南叙事》（2003）和《传移摹写》（2006）——摄影家洪磊将在北京前波画廊举办第一次个展。西展厅中，一件大型装置作品将占据画廊的整个空间。正如同以前的作品中所表现的被完美化了的过去与腐败与堕落的现实的对比一样，这次在东展厅展出的新作中不同的材质——刺绣与绘画——也将制造出视觉上的强烈对比。每件作品都包括两个部分，在白色的丝绸上刺绣的动物和人形，和基于表现中国传统园林的黑色绘画。这次展出作品中对新媒介的尝试，将标志着艺术家创作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我的摄影始于1996年

那时我已放弃了艺术，心恢意冷地从北京回到了家乡常州。春天，我将1995年的一张装置草图《中国盒子》，在学生董文胜的帮助下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虽然，当时我已不再做艺术。但当我完成《中国盒子》后，思路一下子打开了，1995年那种淤塞的思绪通畅了。顺着这一思路我又相继做了七八个类似的小装置，也都拍成了照片。我去北京给一些朋友看，都说我照片拍得好。后来，1997年艺评家岛子在北京首都剧场做了“观念摄影展”，我就是以这组作品参加了这个展览。

之后我就想做更加专业的摄影

我读了你的两本摄影的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以及哲学家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那时韩磊在深圳，我托他在香港买了一台二手的PENTAX，4X6，120相机。我的第一组真正的摄影，是我用这PENTAX相机，带了一张锦鸡鸟皮，在北京的故宫“紫禁城”，拍了一个星期，十卷彩色胶卷。后来觉得色彩不够理想，又用水色染色，再用砂纸打磨出划痕。这是1997年。

1998年

我以我喜欢很久的宋代花鸟画做摆拍摄影，这是我曾以油画画过的题材，但是缺乏审美的支持，所以不能成立。结果做成摄影，方式转换了，很是成立。这一年的春节，我去苏州的几个私家花园拍了一组黑白片，我把照片洗成褐红色，再以水色和油画颜料描绘出诡异的，鲜血四溢的景象。

1999年

完成了以上的作品后，感到再往下拍没什么新鲜感和冲动了。那年我去了欧洲，在巴黎的卢浮宫看了一个大型的摄影展，看到了一些数位摄影。回来后我就尝试着做了两件。这一数位方式一直做了差不多五年，大多是以中国古代的名画为蓝本，篡改成了我对当下的看待以及我的内心的独白，画家陈丹青认为这都是些散文，我觉得更象读后感。当然，目前我还会使用数位，但不是主要，因为现在是数位的时代，我们无法逃脱。我已经没有可以做传统的彩色照片的地方了。这一年的深秋，很偶然我去了安徽的泾县查济村，用黑白卷拍了一张颇似米颠山水画的一个山头，这促使我第二年去黄山，新安江等地拍摄，我多以极简的，略带禅意的样式构图。这一计划将在我六十岁结束。

2001年

我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看了一个静物摄影展。回来后，我将一些中国画家常画的花鸟瓜果拍摄静物。2006年或者2005年底，我已厌倦了数位的拼拼贴贴，而且做数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滥。我开始了另一种尝试，再开始摆拍，我吊挂了花枝和昆虫，摆放出传统中国画特有的审美趣味，拍摄方式是广告的方式。今年，2007年，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做了“竹林七贤”的作品，这是容装置、戏剧和服装的混合的杂烩，最后以摄影呈现。我很难理清我的摄影道路，我一直围绕着中国古文化这个主干线思考和创作。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摄影家，而且我的热情不在摄影。我更喜欢绘画，但又画不好。目前，我的热情在装置，我一直想以摄影做装置。

我更愿意称自己为艺术家

因为，我既不是画家，严格意义来讲我又不是摄影家。绘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遇到了诸多困境，新摄影也就是那时蓬勃兴起的。绘画的困难是要不断有新的语言更替，到了现今，尤其是近二十年，图片和图象越来越多地侵入人们的生活，绘画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窄，所以绘画挪用照片的真实性，而摄影仿照绘画的构成，或者有时干脆图片和绘画并存在同一个画面上。可能这就是后现代的多样性吧。所以，不能说好还是坏就我而言，绘画的风格化，也就是我的个人语言始终没能建立。多年来我为之苦苦思索，而没有结果。而转入摄影，我却找到了我所要表达的可能，而且一跃进入了当代艺术行列，这是始料未及的。我的所谓的摄影多从中国传统绘画获得灵感，所以，照片里的绘画感多于摄影感，这也是能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份子的缘故。对我而言，摄影让我回避了我的所有缺点，诸如，绘画能力差，没有个人的风格等等。如果我还在作画的话，我肯定还只是个现代派，不可能是当代艺术。 

我想，艺术首先是审美。审美的结果，是要让观者体悟出艺术家的态度，这一态度就是艺术家的世界观，或者说观念。但是，艺术其实是无所作为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不知道艺术扮演什么角色，虽然目前艺术市场喧嚣地热翻了天，仅是有钱人的商业操作，与艺术本身无关。艺术家要提出看法，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改变不了社会。

艺术家实际上是

一个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人。尽想一些与己毫不相干的事。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不同意摄影是西方的文明，虽然摄影术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是它已是全人类可共同享用的文明。就象造纸术是中华文明的产物一样，但不能说使用纸张就等同于中国化了。所以，纸张当前看来应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文明，摄影也一样。

恰巧可以激活古老的中国画

正因为摄影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照相机的物理性，以及现代的观看方式，恰巧可以激活古老的中国画。自五四以来，中国画家差不多化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对传统中国画进行改良，但丝毫没有哪怕半点新意。古老的中国文人的绘画是一个完美的系统，而且是一个死去了的僵硬的系统。百年来，死抱着传统的画家们企图改良，但是他们只在那个僵硬的系统之内改良，永远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而我的摄影恰好籍用了传统的中国审美，又是借以现代文明的机器，和国际化的观看方式，所以成立了。其实，要想改良中国文人绘画，不如去转换它的观看方式。所以，对我来讲，我的困难是如何去转换。还好我的转换得来是个偶然，一点也不困难。

我的挑战是针对死抱传统的画家们

他们不愿意认为我是中国化的艺术，他们更愿意我是前卫艺术，在他们眼里这等同于“乱搞”。还有一些拍风光的摄影家，完全不认为我这是摄影。幸好我没认为这仅仅是摄影。我是一个矛盾的人。我的父亲给起的名字就是一组矛盾，洪为洪水，磊为垒起的三块石头。水来了又被挡住，十分地矛盾。所以在生活中，处处都有矛盾，总是不如意。所以，我的精神生活恰在内心深处慢慢展开，而不能自拔，最终我成了一个白日梦者。

真正有品格的文人不多

然而，传统文人的世俗生活是非常细腻而有趣的，我甚至迷恋其中。我讲究喝茶，还讲究吃，喜欢收集写骨董，喜欢收集优良的设计品，还喜欢养花种树，想让自己的生活有品位。为的是使无聊的生命变得有趣味些。中国文人素来讲品格，但真正有品格的文人不多。因为每个个体在他生活的特定的时间和环境里，有他身不由己的苦衷。有时品格或人格一词，被用来美化和掩饰自己的一种手段。

最优秀的鉴赏家

尤其在中国古代，创作和人格往往是分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代大画家董其昌，他是最具传统文人趣味的伟大画家，也是最优秀的鉴赏家，是他提出了山水画南北宗的理论。他的书法超越书学脉络的藩篱而自成一家，他的绘画独立地表明了文人画的特征，并确立了文人审美的方向。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理想以道统想象着庄严艺术正统的思想家，却欺压百姓，招致暴民万余焚毁了他家四宅。而他到死仍是个追求色和财的人。而他又是给文人艺术系统最终画上句号的人之一。

对画家的记载也只是只言片语

往往我无法认清纷繁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中的个体。尤其中国历史，对画家的记载也只是只言片语，不能确定真伪。所以我只能凭借那些画面来感受古人的情怀，譬如，展子虔的《游春图》给了我神秘莫测的畅想；董源的三幅手卷，让我想起徽州乡野，由此我可以想象我的祖先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米氏父子的烟云山水使我遁入空寂；倪瓒的太湖让我感知人世的苍凉和萧瑟；马远的《水图》让我看见了空朦；八大山人的山水仿佛就是我的泪水；还有牧溪的《六柿图》让我思索时间……

极力在回避现实

周遭至于我好像并没有什么影响，我好像极力在回避现实，我更像一个梦游者游荡于梦幻与现实之间。更大的诱惑和愉悦来自对古代文本的阅读，可能我的创作灵感大都来自文本。是否艺术的创作灵感都必须从生活中来？当然，我们都回避不了现实，有时我也会对当下的现状作些看法，也会涉及一些政治问题，譬如2003—2004年的大部分作品，均是对全球化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我记得我早几年有点故意狭窄自己，故意想让自己扮成旧文人的样子。

2004年我第二次去香港

我接受了一家电台采访，我很无知地对着全香港人说，我不喜欢香港，香港人很可怜，住在那么拥挤的高楼里。好像我是生活在田园般的天地里一样。后来，当我离开香港时，竟有点儿依依不舍。过了很久，当我回忆起香港，我觉得我是那么地喜欢香港。我很仔细地思索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香港是华人世界唯一具有都市文化的城市，在这一点上看，台北也算不上有很充分的现代都市文化，北京更像一个大村庄，上海似乎过去曾经有过，现在却像一个大卖场。我想我是喜爱都市的现代文明和现代文化的。这一点我过去想极力逃避或者厌恶的，缘因是我从小受的教育。之前，我极力想让自己的内心和做派不同于现状，但是在中国大陆没有更好的范本，所以那时扮成旧文人的做派是唯一可行的。还有，上世纪90年代初当物质文明冲来的时候，从小在简朴生活中长大的我完全被吓呆了。所以我只能躲在存在主义哲学里和表现主义绘画里呻吟，而仇视物欲。直到2004年，我从香港回来后，我才逐渐明白，物质的丰富可以改变文化，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和潜质。所以我的那种旧文人的做派，等于抛弃了这个世界。

周杰伦成就了方文山

我记得我所说“只听巴赫的《马太福音》”，那是九十年代末接受采访里的回答。现在我听的音乐更加宽泛，古典的、现代的、中的、西的都听。目前，我常听的音乐是：加拿大人GLENN GOULD版的钢琴，巴赫的GOLDBERG变奏曲BWV988，GLENN的这张1981年录制的数码唱碟，一扫巴赫惯有的严谨，他边弹边哼唱，非常随意而散漫。我还喜欢听约翰•凯奇的音乐，他那种干净简洁的声音很像极简主义的绘画。还有另一位序列主义作曲家，德国人施拖克豪森的音乐，很像当代人的喘息。我还喜欢电影的原声音乐，有一张唱碟是一部描写阿拉伯人的故事影片《女酋长》，还有一张名《喜玛拉雅》原声碟，都是那种边缘的音乐而有当代音效声响和音乐理念的参与，神秘悠远，好听。我还喜欢周杰伦，我认为他是华人歌手里最具魅力的人，也只他的歌能听，通常我是不喜欢流行歌曲的，但他的音乐和歌词都非常美。我甚至觉得是周杰伦成就了方文山。

对艺术的欣赏和关照不能太狭窄

后来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只有宽泛，才能吸收更多，心理才能健康。而喝茶，我却始终未变。我仍坚持最好的绿茶只龙井和碧螺春，我最喜欢的红茶是宜兴红茶，不管我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我每天必喝宜兴红茶，所以我外出都带着茶壶和茶叶。直到今天我仍然不会喜欢西式水果茶的。前几年全中国饮茶爱好者几乎都热衷于普洱，我也曾喝过所谓顶级的普洱，却不能接受，不好喝，有股霉味儿，心想普洱茶是给去远处游牧的人喝的，做成茶饼是为了储藏和携带方便，怎能跟当年采摘的新茶媲美？很是奇怪。我想，味觉是记忆的存在，不可更改，是生理内部的深层的牢固的化学结构。至于视觉的审美，我没有狭窄。所有的样式，所有的门类我都关心和研究。实际上，我从学画到现在，几乎涉猎了所有的画种。我的兴趣始终是多样的，多变的。

父亲是个军人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个军人，在部队做文职，他对我们几个子女管教非常严厉。1984年父亲死于肺气肿。那时，我正在大学，由此我对生死的问题作着痛苦的思考。每晚我会躺在床上望着星空，想象着无尽的宇宙恐惧地浑身颤抖。父亲的死，让我对死亡一再追问。这种情绪一直影响着我，我的九十年代的绘画，都是这类题材，直到我最初的摄影作品仍是这种情绪。另外，父亲早期对我的教育也深刻的印在我的脑子里，2000年我的《我梦见我在阆苑遨游时被我父亲杀死》数码摄影，我在阆苑里身穿女性婚纱，剃着光头轻歌曼舞，这是对父辈审美的反叛，也寓意我目前生活状态背离了父亲对我的期望。我想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会将我杀死。

很偶然地我也做起了摄影

九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常和吕楠等朋友聚会，吕楠常常是交谈的主角，那时他谈的最多的是马丁•布博，他那会儿常外拍，沿海，西南等地，拍摄对象都是中国的基督教民。每次外拍回来，他总会拿出他已挑选出来的片子让我们看，听我们的意见。这种潜移默化交流的时间大概有两三年，开始我并未觉得摄影和艺术有何关系。大概1995年初冬，有一个德国现代艺术展在紫禁城的太庙展览，我看到了比彻和希拉夫妇俩的摄影，以及他们的学生的摄影。看完展览后，出来走过一片橱窗，恰看到北京摄影协会的摄影家的摄影作品时，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摄影。那一刻我想起了吕楠以及吕楠所有的摄影作品。第二年，很偶然地我也做起了摄影。

韩磊是后来认识的

94年他在北京做了一个名曰“疏离”的摄影展。后来，我开始做摄影时，便专程去郑州看他。韩磊在谈话中总会自然不自然地谈摄影，他对摄影中的那些大师们如数家珍。多年来，我和韩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是他教会我懂得了什么是摄影感。^[2]

1960年生于江苏常州1987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1992年参加“广州现代艺术双年展”，广州 1993年于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版画,现居常州 
参加“形而上诗学—洪磊艺术作品展”，北京/南京 1997年参加“新影像—观念摄影”，北京 1998年参加“影像志异—中国新观念摄影艺术展”，上海 1999年参加“创新(一)艺术文件仓库”，北京 
参加“现代中国艺术基金会”，根特，比利时 
参加“爱：中国当代摄影和录象 —立川国际艺术节”，东京，日本 2000年参加“太阳从东方升起—今日亚洲艺术潮流”阿尔勒国际摄影节，阿尔勒，法国 
参加“来自身体内部—中国当代摄影和录象”，纽约，美国 2001年参加“文件仓库新馆开幕展”，北京 
参加“那尔顿国际摄影节”，那尔顿，荷兰 
参加“柏林艺术博览会”，柏林，德国 
参加“面对矛盾—当代摄影和录象在北京”，赫尔辛基，芬兰 
参加“错觉时态—今天中国摄影和录象展”，纽约，美国 2002年参加“中国肌理—洪磊艺术作品展”，上海，北京 2003年参加“新区—中国艺术”，华沙， 波兰 
参加“阿尔勒国际摄影节”，阿尔勒，法国 
参加“蓬皮杜中国当代艺术展”，巴黎，法国 
参加“中国当代摄影展”，阿湖斯，丹麦 
参加“奇妙天堂—当代中国摄影展”，布拉格，捷克 
参加“新亚洲的未来”，汉城，韩国 
参加“平遥国际摄影节”，平遥，山西 
参加“对话凄艳”，中国 
参加西班牙摄影展，北京 
参加“山水”亦安画廊，上海 
参加“洪磊的江南叙述”，纽约，美国 2004年参加来自韩国，中国和日本的年青艺术2004，韩国国立当代美术馆 
参加“出神入画—华人摄影新视界”，台北 
参加“平凡子民—九十年代至今华人观念摄影展”，香港 
参加“过去与未来—来自中国的新摄影和影片”，纽约 
参加“没有人是傻子也 没有人伤害了谁”，亦安画廊，上海 
参加游春亦安画廊，上海 
参加“首届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北京 
参加“如果你是收藏家”亦安画廊，上海 
参加“错觉”亦安画廊，上海 2005年参加“广州摄影双年展”，广东美术馆 2006年参加“art taipei 2006”，台北^[3]